其一是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罗力教授。他说自己现在每年偶尔会有头疼脑热三四次，一般都会去学校的医务室就诊。“似乎医务室的医生对自己了解更多一点，就像从小在一个企业的生活区内长大，那时单位医务室的医生，对家家户户所有成员的健康情况，熟悉得就如同真正的‘家庭医生’。”眼下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搞得也不错，可不知道政府每年投入的人均50元“防保经费”，“对我这样一个基本不与居住地医疗机构发生关系的人，能够意味着什么？”

　　另一位发言者是上海市企事业卫生保健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王拥庆。他举例说，十多年前，上海进入60岁的老年人平均每个人患有0.9个各类慢性病，这个数字在目前已急速翻了一番！“我们必须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理念，就是健康教育、慢性病预防的‘关口’必须前移。否则，到了老年阶段再进行干预，效果打折扣不说，支付成本也会大幅增加。”

　　卫生健康服务盲区

　　讨论功能社区健康管理问题，先要解读什么是“功能社区”。有专业人士将其定义为“指由学校、企业、机关等相同处境人群构成的社群，是青少年和劳动力人群聚集的场所。”

　　以记者的理解，我们可以将自己居住所在的地方称之为“居住社区”。然而，除了学龄前儿童以及退休在家的老年人之外，占人口多一半的学生、职工人群等却又都会有很多时间“生活”在住处以外的另一个相对固定场所，比如一所学校、一家工厂、一幢办公楼宇——即所谓之“功能社区”也。

　　据市企事业卫生保健管理协会提供的“会员”名册，全市现在仍保存有大小不等的“内设医疗机构”仅有1000余家，负责提供诸如简单的小毛小病诊疗、内部卫生监督等等服务。而比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星罗棋布的大厂医院、小卫生站，本市“内设医疗机构”的机构数量只剩下“鼎盛时期”的13%，人员数量也只及当年的12%。

　　与此同时，2011年，本市各级中央商务区、各类外资公司总部集中区域等地约有大型商务楼宇9000余幢，聚集了900万左右的各类办公人员。这一地带，大部分处于“卫生健康服务盲区”。大学毕业3年的金小姐，很能代表一大群“小白领”的典型现状：“顶多偶尔感冒一下，问老爸老妈拿点药吃吃，或者上药店买也方便。离家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吗？我倒真的没去过，也不知道在哪里。”

　　单位保健站朝不保夕

　　资深学者、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傅华教授领衔的一个课题组，将目前上海企事业单位上千万在职人员有效获取“基本卫生服务”的渠道，大致划分为四大类，即由内设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由二级医院（如职工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如购买专门体检机构定期体检）提供服务；以及缺乏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企事业单位。

　　总体说来，那些长期坚持抑或撤消后恢复的单位内设医疗机构，“运行”状况受制于投入有限、职能不明、医护人员来源不足又晋升困难等等，前程堪忧。就在前不久，杨浦区一家国有老企的保健站因为干得好，有关部门刚计划去开个现场会，不料站长却回话说“不行了”。原来，单位列入保护性机构规划，“可用房子少了，又不能随便搭建，算来算去，就只能先关了保健站再说。”

　　近年来，职业人群的基本卫生服务开始受到关注，“功能社区健康管理”问题也浮出水面。鲁班路上的江南造船大厦，上上下下共有52家“房客”。大楼物业得到有关部门“鼓动”，无偿提供40平方米，建了一个由江南造船集团职工医院无偿派出医护人员的“江南小屋”。一年多来，这里俨然成为大厦内1321名白领的“公用内设医疗机构”。不过，“免收房租”“免费服务”换取的健康效益，以及能否令众人效仿之，均有待进一步考量。

　　摸清“家底”走出第一步

　　在采访中记者获悉，率全国之先，一项叫做《上海市功能社区健康管理模式研究》的课题近日已经启动。它将在全市范围选取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事业单位，通过足够量的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了解职工的卫生服务需求、利用、满意度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了解职工基本卫生服务的获取情况，比较各种功能社区提供健康服务类型的异同、优劣势，了解现今及将来功能社区健康管理的运作成本、潜在经验补偿来源及职工支付意愿，等等，进而探索本市职工健康管理模式、内容及基本规范。

　　作为参与调研者之一，对于先摸清“家底”、摸清需求、摸清可能性，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刘红炜处长充满期待。他觉得，以现阶段全市2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六位一体”的服务功能，重点对象只可能是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功能社区”的健康管理者，除去提供通常所讲的基本医疗服务外，包括职业病防治、现场急救等的职业卫生服务是一大块，而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还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诸如慢性病早期干预、健康教育、传染病防控等等。

　　首席记者 施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