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早在1937年就开始接触中共高层

　　这时的吴石在军界荣膺陆军中将多年，是颇有名气的人物。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吴石前后在直系、桂系、蒋系军中供职，他以自己的智识奠定了在军中的口碑，不知有多少人暗中称慕。一位叫吴大任的高级军官在《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中写道：“我在花溪工作4年半（‘花溪’系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第三处之代名），所属单位是通讯组……通讯内容包括工作概况、地方党政动态、社会分析、自我检讨、读书心得与建议事项等。其中优秀之通讯，事关治平大计与政经兴革，而有卓越见识之建议，每周必汇呈委座（指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核阅。其中使我印象最深者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吴石的通讯。他有关《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极其精湛。该文洞烛先机，见解深刻，不独文情并茂，亦有胆有识。我当时经办此稿时惊由前所未曾有。于是签注‘拟汇呈委座’字样，经主任（陈果夫）批示‘可专呈’，于是将原稿一字不改的项目呈阅。嗣经委座亲批‘继续研究’，继又批‘嘉勉’两字。自此在我心目中的吴石是一位忧国志士与锦绣才人，使我对吴君的印象，经久不能去怀。后来胜利还乡，我当选东北区立法委员，于民国37年（1948）4月赴南京开会，偶然在乡长王润生先生府上碰见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健壮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厅，这便是我意念中的忧国之士、现任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

　　居住在歌舞升平的都城，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独裁专政，他为之奋斗、为之而捍卫的国民政府在他的心中轰然倒塌，他失去了精神支柱，对国家、民族和命运充满着担忧。他经常以宴会名义，邀请知心朋友刘斐、何遂、刘通、王宜汉等多人聚在一起，商讨国事。当时，何遂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通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王宜汉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这三人与吴石一起被看成军政界福建籍“四大台柱”。他们不仅关心着福建，更关心中国何去何从？

　　吴石从国民党的成员到同情支持共产党，最后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如此巨大的信仰转变绝非朝夕可成。吴石被捕后一直坚称自己是一年前（即1949年）才开始为中共工作的。

　　关于“吴石案”最早的公开报道是1950年4月8日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由“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署名。李资生的纪录是：“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当时，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究竟前途如何，谁也弄不清楚，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糊里糊涂地和共产党发生了关系。他自己却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通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地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

　　国民党方面的公开资料显示，吴石称，1949年四五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党人失去联系。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吴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考察吴石政治倾向的演变过程，吴石与中共发生关系，在时间、组织关系上都非李资生所言。由此可见，吴石将军被捕以后千方百计地隐蔽实情和自己的身份，他伪托自己是1949年2月接触中共便是一种托词。这样既尽力减轻责任，也通过减少与中共联系的时间以保护同志。

　　那么，吴石何时开始为中共工作？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结论，给出了具体答案：吴石同志于1947年即开始为我党工作。事实上，他同中共中央高层的接触交往，早在1937年就开始。吴石身上所具有的爱国、民主的政治倾向也引起中共高层及地下组织的重视和当时政治团体的关注，成为各方积极争取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