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活跃在文化圈里的董鼎山、董乐山兄弟是我的二叔和三叔。

　　也许像二叔的文章：《碧亚的小阁楼》。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现实或梦幻中的小阁楼。从十岁左右时起，我常常一个人爬到家中三楼的小房间去，关起门来。在一张二叔和三叔几年前使用过的老式书桌的抽屉里，翻阅偶然发现的各色宝贝。那时二叔去国已有数年，三叔、四叔和姑姑也去了北京。我自以为成了这张书桌的合法继承人，可以随意翻阅。

　　首先映入眼帘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二人不同年代的相片，从少年时代兄弟几个、穿着夏布长衫、圆口布鞋在宁波与祖父的合影。到上海后在校园中与男女同学的合影，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也有西装革履、头发锃亮风度潇洒的艺术照。

　　厚厚的一本圣约翰大学一九四七年度毕业生年鉴，图文并茂，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找到了头戴学士帽的三叔，教会背景的校史，充满西洋风格的校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知道二叔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我想象有朝一日也会是该校的学生，所以圣约翰成为心目中唯一曾向往过的大学。

　　上了初中后，我的兴趣是翻阅他们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剪报，它们都被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保存着。我得坦白地承认对三叔署名麦耶的剧评，只是让我知道不少名导演和名演员的大名，但文章内容并未留下什么印象。倒是二叔描写少男少女朦朦胧胧的感情故事以及令狐彗这个怪异的笔名，却让我记忆深刻。以至于五十年后鼓励二叔把它们都收在《最后的浪漫史》这本集子中，但书名却是当年的《幻想的地土》更贴切些。

　　最有兴趣的是许多四十年代的期刊杂志：《幸福》杂志以及《西风》、《万象》等。从文章中熟悉了沈寂、张爱玲、李君维、上官牧等各位前辈作家。凡能找到的期刊，甚至《申报》、《新闻报》的年度合订本，我都无所不读。从报刊中了解到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及当事人物，同样让我感兴趣。

　　说我对二位叔叔的感性认识，源自一张老旧的书桌一点也不为过。通过他们的文章我已能了解：二叔游离于现实世界的浪漫风格，三叔则是严肃的现实的评论文章，即使他有限的几篇小说也显得远较他当时的年龄成熟。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不同的文风和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一点当年就已有所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