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我出生在沈阳，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孩子。1931年，我刚刚满一岁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全家人不得不随军离开沈阳，孩子太多，母亲照顾不过来，就把我交给了军队的一名老伙夫，每到驻地停脚，晚饭后大师傅总要赴牌局消遣，便希望我能尽快入睡。可一岁的孩子离开了亲人，更加爱哭闹。大师傅索性晚饭后，拿起白酒斟一小盅，给我灌下去。喝了酒，我自然沉沉睡去，大师傅就安心地打牌去了。习惯成自然，过了些日子离开了酒，年幼的我还真的睡不着了。就这样，我从一岁和酒结缘，到今天酒龄已经79年。

　　来到北京人艺后，更是有幸结识了多位感情颇深的“酒友”。剧院刚成立时，首都剧场尚未建成，我们的演出要到东华门的北京剧场（现为中国儿童剧场）。剧场门口有个“大酒缸”酒铺，门口摆放着硕大的酒缸，都盖着红漆的盖子。演出结束后，我们那点儿兴奋劲儿尚未散尽，就一起吃夜宵，把酒言欢，山南海北地聊天。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

　　我们喝酒有条铁的纪律，演出前绝不喝酒，就是把琼浆玉液放到面前，也是滴酒不沾，这是作为演员起码的职业道德。我常常告诉年轻演员，爱喝酒就给酒留个好名声。酒喝多了误事或者影响了演出，坏名声全推到酒身上，以后再端起酒杯就有了负担，没了“举杯邀明月”的洒脱，只剩下满心惭愧，酒自然喝不痛快了。

　　英若诚、于是之、吕齐、张瞳、林连昆、童超、童弟……我们既是同事又是酒友，还一起住在剧院的宿舍里，朝夕相处。“酒友们”的友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一起在首都剧场演出，一起出国巡演，一起生活，回想起来，感动和有趣的事情着实不少。

　　三年困难时期，我和酒友们着实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那时吃喝穿戴全是定量供应，买酒自然也要票。外面卖的只有一种二十多度的露酒。那时，刁光覃是全国政协委员，每个月有一瓶医用酒精的特供。老刁只抽烟不喝酒，我就用自己每月定量的好烟“前门”换他那瓶酒精。

　　可这医用的酒精毕竟不是酒，能不能喝，会不会喝出问题？英若诚知道了，给我出了个主意，拿露酒和酒精自己调配。露酒二十多度，医用酒精七十五度，加上适当的白水，就能兑成六十多度的酒，味道和二锅头差不多。按比例兑好，还要捂住瓶口，用力摇一摇，他说这样水分子和酒分子可以更好地融合。

　　我们轮流喝了几口兑好的酒，别提多难喝了，谁也不肯再喝一口。英大学问苦思出的酿酒法就这样被我们一笑置之。

　　多年后，我们在英若诚家小聚。此时，各位酒友几乎全部因为身体缘故，被医生三令五申，不许再喝酒，于是之和童弟更是有夫人在旁紧盯，只有我可以喝酒。英若诚家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精致的酒杯，倒上酒，我却有点不忍心喝了：

　　“你们都不喝，就看着我一个人喝，是不是有点儿太残忍了？”

　　童弟羡慕地说：“我们大家看着你喝也高兴。”

　　闻听此言，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的酒友们哪！

　　明请读一篇《戏在，就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