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我们登记结婚

　　我除了点头，一下子竟反应不过来这些话意味着什么。看我呆呆地愣在那里，邓大姐拍拍我，笑着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我这才猛然醒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北京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临，他当时的反应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确认之后，他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半晌才冒出一句话：“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我笑着点点头。由于周总理出面过问，道临终于卸下了所谓的“历史问题”包袱，我们之间的结合不再有任何阻碍。命运终于没有辜负我们的等待与坚持。多年之后，我和道临合作拍摄戏曲电视连续剧《孟丽君》，道临参与剧本改编，并撰写了几段核心唱段的唱词，其中一段孟丽君与皇甫少华感情遭遇磨难，绝望中倾诉肺腑的唱词，道临在写作时融入了我们经历中相似的情感：“……孟丽君何德又何能，赢得你至诚至爱如此深情。你与她，良缘堪庆天作合，哪知道，偏受磨难遭不幸……人若在，有一日如能全力克魔障，飞越关山也要与你完婚姻；若是远离人世去，她的魂定要伴你飞升扶摇入天庭……贤契你务必多保重，苍天有眼不负苦心人，孟丽君若是凤凰不变音，若是君子不变心。”是的，“苍天有眼不负苦心人”，我在录音时唱到这一段时，回想起往事，也忍不住泪水盈睫，百感交集。

　　回到上海后没多久，越剧电影《红楼梦》在海燕厂开拍，道临时常来探班。刚开始，我在镜头前常会习惯性地运用舞台上的表演程式，他提醒我，电影跟戏剧不一样，舞台表演要求演员表情适度夸张，台下的观众才能看得清楚，比如亮相时需要把眼睛睁大，但如果放到电影镜头里，就显得很不合适。他有过从话剧演员转向电影表演的经验，及时教我一些诀窍，比如眼神、表情如何“浓缩”，怎样的角度在镜头前最佳等等。等到电影拍完，他不无得意地说：“你的林妹妹可是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一面忙着拍电影，我们一面着手准备婚事。道临住的“密丹”面积狭小，临时申请房子又来不及，我们把婚房设在了“枕流”，一直等到女儿出生后，才将两处房子并在一起，置换到武康大楼。眼看婚期将近，《红楼梦》的拍摄也完成了大半，导演岑范找我商量，能否拍完“焚稿”再去结婚，他担心新婚燕尔的喜悦会影响我在那一场重头戏中悲愤绝望的感情演绎。我们都习惯了一切以工作为重，自然无条件服从。

　　1962年7月，我们登记结婚。结婚照是在家里请道临的同事陈述帮忙拍的，道临喜欢我穿中式服装，特意送来一块浅紫小花的绸缎，打算让我做件旗袍，结果他买的料子尺寸不对，横竖什么也做不成，数十年来一直压在箱底。我另外选了一件水红色的中式袄裙，道临穿了中山装。生怕应付不来婚礼喧闹的场面，我们俩早早计划好去杭州旅行结婚，在文艺会堂摆了两桌酒，只邀请了一些亲友邻居，由我小弟担任司仪。等到开席之后，来宾们才发现新郎新娘竟然缺席，此刻我们已经登上了开往杭州的列车。

　　说起来，那次旅行结婚实在有点狼狈，因为车票紧张，我们只买到两张站票，车厢里挤满了人。道临说，我去去就来，回来时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张板凳，笑着拉我坐下，轻轻在我耳边说：“哪有叫新娘子站到杭州的道理？”列车启动，道临站在我身边，我想起小时候在家乡，常常羡慕新娘子坐花轿，想象着自己将来哪天出嫁也要坐一回轿子，没想到现在坐的却是板凳，这就是我的“花轿”了？途中有些人认出了我们，道临朝他们摆摆手，彼此心领神会，并没有人声张。

　　从杭州回来，我去电影厂补拍《红楼梦》的镜头，顺便给大家发喜糖，大家祝福之余不忘调侃几句，摄影师笑着说：“林妹妹真小气，买这么蹩脚的喜糖给我们吃。”实在是因为当时物资紧张，别说好一点的糖果，就是这种用纸包的比较差的糖，还是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的。

　　那年中秋，考虑到我和道临婚后一直没有时间度蜜月，越剧院与上影厂同时给我们放了长假，这才有了庐山的蜜月之行。那天晚上，我和道临住在山上一幢小房子里。我们悄悄打开门，两人裹着灰色的棉大衣，静静地坐在屋子外面的石阶上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