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旦大学读书时，讲授当代文学史的是梅林先生。他是抗战时“抗敌协会”的秘书，结识一大批享有盛名的作家，与老舍的交情尤笃，因此讲起课来驾轻就熟，引人入胜。我聆听之余，常发奇想：今生如能在作家群中拜识其中十分之一，就三生有幸了。（本文选自《上海滩》2012年第9期）

　　奉调上北京 梦想成现实

　　1952年，我大学毕业后，和同班学友杨文娟被分到了首都北京，具体是什么单位，上面守口如瓶。一到北京车站，锣鼓喧天，人流如潮，都是各单位派来欢迎的，好不热闹。作家陈淼和白榕（本名谭之仁）开了吉普车前来迎接我们。吉普车上挂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张兴渠、杨文娟新战友”，落款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自己分配到了什么单位。

　　在吉普车上，陈淼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研究所研究生班继续深造。”白榕是我们的老同学，本来他是在上海高校读书，中途转学到北大，毕业后也分配到“文研所”。久别重逢，格外亲切。他主动介绍说，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第一个培养作家的高级学府，是中宣部、文化部共同创办的。1950年正式开学，共分两班，第一班都是些富有创作经验的青年作家，如马烽、徐刚、徐光耀、李若冰、唐达成、李纳、杨润身、张学新、胡昭、葛文、周雁如等，第二班就是我们这些刚从高校毕业的人了。这个研究所不仅是作家创作的基地，也是文学研究的中心。领导班子很有分量，丁玲任所长，张天翼任副所长，田间任秘书长，康濯、马烽任副秘书长，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且不用说，在创作研究室也是名家如林，如赵树理、周立波、陈学昭、碧野、逯斐等。

　　初到文研所 暖意如春风

　　我们的住所终于到了。文研所的总部位于北京鼓楼东大街，宿舍在后海北官房，湖光秀丽，游船如织，十分诱人。吉普车开到20号门首，刚下车，早已守候在湖边的第一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以及先我而至的同班学友们，争相和我们握手，嘘寒问暖，表示欢迎。接着一拥而上，争着帮我们搬行李，一种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犹如春风拂面，热情感人。

　　进入庭院，古木参天，窗前的美人蕉开得正红，那甜枣树也都挂满果实。这时，所领导田间、康濯、马烽也一一和我们见面。一位学友提醒我说：“咱们这里不论是领导、行政人员，还是学友、后勤人员，相互之间一概称‘同志’。”

　　田间是我久闻其名的诗人，中等身材，体魄结实，操着一口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勤于创作，待人诚恳，又是所部的总管家，事无大小，勇于负责，以致学员们交口传诵：“有困难，找田间。”一见到我们是从上海来的，田间十分亲热，他说：“当年我就在上海读过书，是光华大学。徐志摩早年也在该校任过教啊！”然后他又问我们：“北京与上海不一样，生活还习惯吗？”我脱口而出：“没有问题的。”而杨文娟似乎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出口，只是有礼貌地微笑着。也许所领导已经觉察到了，康濯便对管伙食的张刃先说：“杨文娟同志是南方人，可能吃不惯面食，以后替她多留点米饭。”杨文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没关系，慢慢会习惯起来的。”这时马烽对我们说：“你们一路上风尘仆仆，累得很吧？快去洗个澡吧！”这时我才知道，所里有专门的浴室，有男浴室，也有女浴室，每周开放四天。马烽竟充当起向导，把我引入了男浴室。

　　我们洗好了澡，已到开晚饭的时候了。除去三菜一汤外，还特地为我们新添了两道菜，一个是青椒炒鸡蛋，一个是大白菜炒肉片，上海味十足。在50年代相对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这顿饭可算丰盛了。

　　班长龙世辉 服务称周到

　　辅仁大学毕业的龙世辉，表现出色，领导一眼就看中了他，让他担任我班班长。他不负众望，无论主持学术研讨会，还是迎送前来讲学的名家学者，他都能从容应对，举止得体。我们的学习是辅导与自学相结合，大课与小课相结合。半个月听一次大课，每周听两次小课。大课是一班二班合在一起听，地点是在所部的大礼堂，可容纳百余人。那里离我们住所也很近，出了烟袋斜街向左一拐就到了。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郑振铎等都在这里给我们上过大课，常常是座无虚席，令人陶醉。

　　有人说龙世辉头脑活络，左右逢源。这话不无道理。我们班二十几个人，每人的具体情况，如性格、爱好、理想、情趣等，他都摸得一清二楚，了然于胸。在上小课时，龙世辉显得更加活跃。开讲之前，他早就把学友们关心的问题汇集起来，及时与专家作了沟通。这样便于主讲者掌握我们的实际情况，讲起课来有的放矢，引人入胜。在我的记忆中，王朝闻、萧殷、陈涌、秦兆阳等都来北官房上过小课。有一次，我们班请了王朝闻前来讲学。当时有人对他的笔名感兴趣，又是龙世辉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王朝闻。王先生当众解释说，他原名“王昭文”，后来听说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改名为“朝闻”。但有朋友说这名字很不吉利，意味着短命的。但他却很自信：“这名字不会短命，反而会长寿。原因是当今的‘革命’之道一辈子也学不完啊！”这番幽默的话，自然令听讲者兴味盎然。

　　由于龙世辉的突出表现，不久就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去工作了。龙世辉最大的业绩，也许就是在成筐的来稿中发现了曲波的《林海雪原》吧。当时有人对这部作品不屑一顾，以为不登大雅之堂，龙世辉却独具慧眼，认为这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一经加工，必显光彩。于是主动约请曲波前来修改书稿，去芜存菁，提炼升华。这部小说出版后，读者争相购读，一时洛阳纸贵，评论家们亦纷纷撰文，热情推荐。然而《林海雪原》既给龙世辉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灾祸。“文革”中，龙世辉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被关进了“牛棚”。让他备感困惑的是：他编辑的小说既然是“黑书”，那根据其中一部分内容改编成的《智取威虎山》，怎么又成了大吹特吹的“革命样板戏”？

　　病中张天翼 深情话鲁迅

　　一天下午，天高气爽，景色宜人，王孔文忽然告我说，张天翼副所长要召见我们。张天翼就住在所本部，因为他患有结核病，当时正在康复中，以休养为主，仅半天工作。我读中学时，就知道张天翼的大名，读过他的大作《华威先生》，留有深刻的印象，如今能亲聆教诲，算是今生有缘吧。他的居所，环境幽雅，林木成荫，桂花飘香，楼台亭榭，错落其间，不失为读书与休养的好地方。我们跨进房门，只见他半卧床侧，手捧一本《鲁迅日记》，神情怡然，似乎已等候我们多时了。看见我们来了，他十分高兴，忙招呼我们坐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圆桌上，放了几盘点心，有花生米、甜枣子和山楂糕。他不断招呼我们：“大家随便吃。”

　　王孔文也许早有准备，开始向天翼老师请教。我侧坐一隅，边聆听边思考：“我该问些什么呢？”忽然想起刚才张天翼手中拿的《鲁迅日记》，我趁势而问：“请您谈点与鲁迅的交往和感受，好吗？”他听了若有所思，然后说，他年轻时如艾青一样，起初对绘画有兴趣，在姐姐的资助下，考取了上海美专。照理应该好好学习才是，只因学校设置的课程令他失望，再加上学费也太贵了，便决然辍了学。他说，他走上文学道路还有家庭因素，那是因为他的伯父做官发了财，有点仗势欺人，也常常欺侮他家，他家长辈往往有理说不清。这就刺激他要拿起笔来，学会写文章去跟伯父家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