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社学的反英斗争

　　如果说平英团起义只是广东人民激于一时的爱国义愤，还没有什么具体组织可言，那么社学公所就是正规的人民反英武装组织了。在平英团起义后，广东人民为了防止英军再来进攻，就于1842年发动组织团练，规定“富者助饷，贫者出力”，“按户抽丁，除老弱残废及军丁不计外，每户三丁抽一，以百人为一甲，八甲为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广州城外各乡村分区成立团练机关——社学公所，在城西北的三元里一百零三乡民众作为基干，名叫升平社学，在城东的名叫东平社学，在河南的名叫隆平社学。这个社学的组织成份是极为广泛的，里面包括有绅士和平民，有农民、工人和商人，甚至还发动了很多妇女参加。社学既“不借官饷，亦不受官约束”。

　　在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社学曾经进行过许多次的反英斗争。比较著名的有1842年12月的攻烧商馆斗争，因英船水手在十三洋行附近向中国小贩买食水果，不给价钱，小贩向他讨取，反被用刀划伤；社学民众不平，攻烧商馆。1843年3月的反香港开市斗争，因英国香港总督璞鼎查要求在香港开市通商，社学起来反对；钦差大臣伊里布被英人迫促，不敢不许，又被社学监视，不敢私许，以致忧愁病死；以后耆英继任钦差大臣，与璞鼎查多次商议，璞鼎查只得收回香港开市的要求；仍照向例船泊在黄埔交易。

　　规模最大的还是拒绝英人进城的斗争，这个斗争从1843年一直坚持到1849年，前后有七年之久。1846年1月，香港总督德庇时率英船闯进省河，要求进广州城；耆英出布告严禁社学民众阻止英人进城，民众撕毁布告，屡出屡撕。耆英派广州知府刘浔到英船上秘密商议进城日期，各社学公所得到消息，立即发出传单，遍贴城关内外，约定在英人进城的那天起义，直接把洋鬼子赶走。刘浔从英船回城，社学民众几千人举行示威，捣毁广州府署，刘浔跳墙逃走，一时广州陷于混乱状态。社学又发传单，约期攻击商馆，德庇时眼看大事不妙，只得退回香港。

　　社学既“不受官约束”，又要监视和阻挠投降派官员们的卖国行动，这就引起了投降派对社学的痛恨。耆英曾阴谋分化社学以至消灭社学，他的办法是联络绅士，要绅士们“约束”民众，破坏社学的团结；又污蔑民众为“匪徒”，借“清匪”为名来实行屠杀。不过投降派的阴谋虽然毒辣，但是社学内部团结得很坚固，绅士们并不曾受骗分化；耆英杀了些人，却没有能够把广东人民激烈的反英斗争情绪压制下去。

　　1847年，耆英一面与德庇时私定允许英人在两年后进城的密约，一面请求道光帝把自己调离广东。1849年3月两年约期已满，香港总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n）又率英船闯进省河，要求如约进城。两广总督徐学缙得社学支持，亲到英船上表示拒绝，文翰企图把徐学缙扣留起来，迫他承认。这时各社学公所号召民众十余万人，聚集省河两岸，举行武装示威；他们的喊声震天动地，使得英人大吃一惊，文翰只得把徐学缙放回，并约定永远不再提进城要求。

　　广东人民的激烈反英决不是偶然的，在中英战争中，英国侵略者曾在广州城郊屠杀掳抢，战后英国更以战胜者自居，坚持要求进广州城，广东人民身受种种痛苦，又愤恨清朝政府的一味屈服投降，就自动组织起来，开展反英武装斗争。虽然这种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还只是原始的、自发的、意识模糊的、方法陈旧的，甚至有时带些野蛮气味的，还没有得到正确的领导，因而也还没有能够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但是它所表现的力量不小，一方面它给予了英国侵略者以极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它冲破了清朝统治者的强力压制——最后甚至清朝政府的官员们，也不得不利用人民的反英武装斗争，来暂时和缓英国的进攻了。

　　反清斗争的发展和人民反英武装斗争同时发展的，是人民的反清斗争。在中英战争中，清朝统治者从皇帝起一直到大小官员，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所表现的是惊慌惧怕，丑态毕露，而人民刚好相反，他们敢于反抗外国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