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坐的汽车是迎着鄱阳平原上寒气浸人的呼啸大风，向那座我似乎很熟悉、实际是很陌生的县城驶去。

　　那天是2009年11月27日，一年24节令中的立冬。如果上溯到80年前，今天是我在这湖边古城出生后的第5天。那天，也是这样刮着大风，满地黄叶乱滚吗？

　　我出生不久，就随着父母离开了鄱阳，以后又作为一名卫国戍边的军人远驻西南，从而没有回来过。

　　虽然离得那么远，我那份深深埋藏在心中的鄱阳情结又从来没有消失过。这是因为母亲在这地方孕育了我，她喂养我的奶汁，我出生后饮取的第一口水，都是源自鄱阳；儿时父母常向我讲述这古城的许多事，我的印象中也就有了芝山、芝山寺、孔庙、永福寺，以及建于北宋、高42米的显明寺塔……而更令我神往的是那古称彭蠡、彭泽，面积达3583平方公里、水产丰富的大湖……

　　所以我在1989年撰写“自传”时，第一章的篇名就是《水边的童年》。

　　我到达人世最早进入耳边的巨大响声是水声、风声、桨橹声、波涛声。我这一生是这样爱水，生活中也充满了惊涛骇浪。

　　冬天的鄱阳湖上水冷雪飘，我这婴儿被包在厚厚的襁褓中，对那小城当然不会留下任何印象，也不可能知道这次离开，将长久不能回去。那小城的人情风俗，是我略为懂事后，父母亲在回顾往事时，断断续续说给我听的，也就深深地进入了我的梦中，让我多少年后都眷恋它。

　　2009年冬天，我度过了80岁后，我女儿鸽子深感我那常常念叨的鄱阳之行不能再拖延了，应该趁我身体还康健，尽快回去看看；但是去看什么呢？亲人？朋友？时过80年，那里早没有了，唐代诗人李频曾有诗咏叹他的故里行的心境：“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上饶的女作家汪彩萍，得知我和女儿鸽子将有鄱阳行，热心地将这一信息告诉了鄱阳的朋友。

　　鄱阳的反馈是那样迅速、热情。他们先是吃惊地说：“他是出生于鄱阳？怎么我们从前不知道？。他在鄱阳出生，应该是我们鄱阳人嘛！欢迎他们父女回来！”

　　王义华、江卫东、程龙等朋友冒着冬日的寒风远出几十公里来接我们，邵小亭县长很忙，还抽出时间来宾馆和我相聚，董耕耘在那两天中，更是从始至终引领我去各处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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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热情地说：你总算回来了！

　　我深感亲切，又很惭愧。

　　朋友们知道我急切了解鄱阳；那天中午，我刚走进饶洲宾馆，就收到了一叠具有史料价值和文学性的书籍，有刘锋、邵小亭担任顾问，董耕耘主编，陈先贤编撰的《鄱阳风情———历代名人与鄱阳》、《鄱阳风情———鄱阳风俗谈屑》，学术刊物《鄱阳文化研究》一期与三期。晚上，我忘了旅途疲劳，把这些书读到深夜；他们还请来被人誉为“鄱阳通”的人文专家曹刚、陈先贤来与我讲述鄱阳的过往。我那长久贮存于记忆中、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的印象，逐渐变得真实、具体、鲜明了，也使我看到了鄱阳几千年来积累的深厚文化底蕴，有这么多官员、学者在用心发掘、保护、研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在发展。

　　不少朋友早就看过我在云南60年，边疆军旅和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那些文学作品，如《芦笙恋歌》《边寨烽火》《驿路梨花》以及新近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等，如今亲切地在一起了，所谈的感触也就不同于一般读者，既真诚又随意，我深感愉快。那几天，我们父女和董耕耘、王义华、江卫东、程龙、郭淼彬、程琳萍、王淑芳、曹刚、陈先贤、徐学军、袁奕洁、左洪霞等朋友相处，得到了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她们不是把我们作为客人而是看作亲人！

　　远行的游子终于回来了，只是回来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