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寻求科学、民主、自由的真谛，1914年8月15日，陶行知乘“中国号”邮轮赴美留学。他默念大学毕业时的宏愿：“我的终生志愿是以教育的手段创立民主而不靠军事革命”。9月底他到了美国，先入收费较低的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边读书边打工。通过孟禄教授介绍，他得到列文斯敦奖学金，于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弟子。从此，他受益于师而出于师，融中西文化之精华，奠定了他成为汇纳百川、兼容众家的教育家基础。

　　1917年夏，他获得哥大政治学硕士和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放弃了博士学位考试毅然回国。“我像黄河决了堤那样，想着自己的母亲，奔流回来了。”他的心里怀着“要让中国人人都受教育”的伟大抱负，他不断重温当年的誓言：“我将组织一个有效的公众教育体系，使他们发展和保持一种真正的民主，那将是唯一能够实现正义和自由的理想境界。”留学美国，为陶行知开启了世界新教育之窗，使他对传统教育的不满和改造中国教育的愿望，得到了理论上的解读。老师们浓厚的学术风气，特别是作为建立新教育开创者杜威的思想体系，使他终生受益。

　　回国以后，陶行知开始了教育改革实践。他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跟头”，创造了生活教育理论。杜威赞赏说：“陶行知是我学生，但比我高一千倍。”克伯屈说：“我看到了世界教育的一道新曙光。”老师们关心着陶行知的主张和实践，对他的请求总是予以支持，并尽可能在各方面帮助陶行知。

　　1936年11月9日，陶行知为宣传抗日再赴美国。杜威应陶行知请求，与16位社会名流签了“致南京政府”电文，对七君子事件表示严重关切。不久他又联合爱因斯坦等发表宣言，宣告支援中国抗战，号召禁运。美国人民和华侨都对陶行知施以援手。侨界领袖司徒美堂要陶行知搬去他家，赞他“有中国人骨气”，并致信罗斯福总统，使陶行知取得在美延长签证的许可。1938年5月4日，陶行知出席洛杉矶举行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全场5000余人站起来，为他长久鼓掌。在两年时间里，他七进美国，被誉为“卓越的国民外交使节”。美国人民的情谊始终鼓舞着他。这份深情在他去世后仍在延续。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去世，12月9日，美国教育界举行追悼会，杜威担任名誉主席，与克伯屈一起报告陶行知事迹。美国援华会总干事毕莱士说：“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的。”援华会在陶行知身后依然“承担他未完成的工作”，对他的事业予以资助。1993年，一位叫克拉克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把他父亲（前美国驻沪领事）生前受陶行知所托精心保存了半个世纪的诗歌集手抄本赠给上海图书馆。美国，是陶行知寻觅理想之处，它留住了这位“远涉重洋的播火者”的光华。

　　今年，京剧《少年中国梦》在沪上演，陶行知的故事引起各方热议，美国有关方面邀请“少”剧赴美巡演。在签约新闻发布会上，作为编剧的我受邀发言。讲到最后，我突然想到今年正是陶行知赴美留学100周年，“陶行知”重回故地极有纪念意义，我即兴说：“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去陶师母校，在他作过演讲的礼堂作一次演讲。”美国代表认为有了留学100周年的由头，活动会更有影响，当场拍板同意。不久，他们和我签了赴美协议，还发来请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邀请函。

　　由于健康等原因，我辞谢了。虽然心愿未了，但我并无遗憾。我看到陶行知的教育梦，穿越百年风云，相融在“中国梦”里，新鲜又绵长。我的眼前泛起阵阵暖意，我做了几十年的“陶梦”格外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