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体弱多病，面色萎黄，瘦得很“骨感”，十足像“一爿柴爿”。因为体弱，也就多病，医院进进出出，成了家常便饭。老来得子，父母十分宝贝我，父亲总想给我找个好大夫，于是，就有人给父亲介绍了简医生。

　　简医生是台湾人，日本医学博士。他的私人诊所坐落在华山路上一条有一排花园小洋房的弄堂里。楼上是简医生的寓所，楼下就是他的门诊室。简医生中等个头，四十来岁，脸庞消瘦，面色白皙，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脑门因为有点秃显得特别宽阔。简医生在给人看病前，总是先用脸盆里淡红色的药水仔细反复地洗自己那双手指修长的手。每次他给我打完针，都会竖起大拇指，在我面前晃上几晃，然后用带着浓重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唔，勇敢，勇敢。”有一次，我大概好几天没吃东西，简医生要给我注射一些葡萄糖。我看见他将好几支葡萄糖液抽入粗大的注射器里时，便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肯把胳膊伸出来。这时，只看见简医生向上推了一下注射器，针头射出一条抛物线，简医生张开大嘴，用嘴接住了落下的抛物线，然后，他咂咂嘴，睁大眼睛看着我说：“唔，你看，这是可以吃的，可以吃的！”我被简医生这个滑稽的动作逗得笑起来，在他的连哄带骗之下，伸出细细的胳膊，让简医生把那一管“可以吃的”药水推进自己胳膊的静脉里。

　　大概在我进小学时，正是公私合营的尾声，简医生也未能留住自己的私人诊所，被 “合营”到了一家区级医院当内科医生。他的收入和生活自然大不如前，再加上医院里的复杂人事，简医生当时失意落寞的心情不难想象。可能在“大鸣大放”时，他发了点牢骚，不但被打成右派，而且被关进监狱，没过几年竟瘐死狱中。

　　我出国二十余年来，中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昔日自己熟悉的建筑，已被象征着财富的摩天大楼所取代，但简医生住过的那条在华山路上的弄堂，却在轰轰烈烈的市政建设中得以保留。看着小楼上的一扇窗户还亮着淡黄温馨的灯光，我在想：简太太是否依然健在？他们的那双漂亮儿女如今也都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