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说出来不怕人笑话，这两天因为要写一篇跟上海文艺出版社社庆六十周年有关的短文，一直在回忆、却又偏偏想不起来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在的绍兴路上是否跟上海其他许多马路一样，也长着那样一种被老上海人特别心仪的“法国梧桐”？这种“失忆”确实让人不堪。多年来，因为上海文艺社的缘故，我曾在这条绍兴路上匆匆走过无数遭，现在居然想不起来这条马路上到底有没有梧桐树，凿实该打。

　　荒唐吗？真有点荒唐———但这种荒唐却又凿实“情有可原”。首先，我每次去绍兴路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去文艺出版社。因此，久而久之，在我心里，上海绍兴路确实只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个代名词而已。而且我每次为了去文艺出版社而走进这条绍兴路———无论是为谈稿子，还是为去看望新老朋友，总是既忐忑，又兴奋———最早好像是为了那本在圈内圈外曾引发许多的甚至可以说是“重大的”议论的《苍天在上》、最近一次好像是为了那本曾被一家更大的出版社“冷落”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寻到知己的《高纬度战栗》，不管哪一时期的我，是已经成名还是尚未成名，每次走进绍兴路，冲进“上海文艺社”大门，都面临着命运的一次波折和机遇。《苍天在上》的小说稿拿到上海文艺社时，它的电视剧稿正在另一处经受极严酷到几近生死存亡的拷问。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仁向我发出召唤：你来，到上海来，到上海的文艺出版社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回到上海，匆匆走进绍兴路，我带着刚完成的稿子“冲进”上海文艺出版社，怎么可能还会有那份闲心带着一绺通常的白云，一边闲逛着，一边“观风景”“品风俗”去记住它马路边到底还长着什么样的树开着什么其他门类的店呢？

　　早期有一回，为了一桩啥事，到出版社，那时候我在故乡的上海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出版社的同仁把我安排在他们的招待所里住下。好像是在离绍兴路不远的一条小马路上吧，一个特别窄小的门面，灰暗的水泥地面，仿佛上海小弄堂里某一家民办的小旅馆。小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铺着旧白布床单的单人木床，一张可能是从编辑室里匀出来替用的旧写字台，实在已经是旧得可以。唯一的一扇小窗户正对着别人家居民楼的后墙，距离近得伸手几乎就可以拍着对面的墙壁。再加上一只竹壳热水瓶。应该还有一只印花的搪瓷痰盂罐，也是用旧了的。入住的作者还得自己买饭票。在那种小小的白搪瓷盆里，往往盛着一块酱汁的葱烤大排骨，衬底是几根翠绿的上海本地青菜。没有宴请。没有任何客套。关起门来，坐在那扇独一无二的小窗户前，面对着已经躁动起来、但被这扇小窗户远远挡在外头的上海，你心里只有文学陪伴中的“踏实”和“安详”。还有一份难得的温馨和思考。过了好些年，我再走进绍兴路，出版社的朋友很自豪地把我带到他们新开设的一个休闲厅里。完全的欧式装饰，高档的木衬墙和想象中的壁炉组合，由轻的背景音乐不经意地穿荡在皮靠垫的棕褐色光泽中。同时又有咖啡的淳香和种种新出版的书页的墨香在温润着你各方面的神经。他们没有告诉我那个小旅馆式的招待所是否还在。但眼前的一切，显示着文艺社和整个上海一样，在“与时俱进”，在不断创造着自己新的明天，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在告诉自己，别忘记那个小旅馆式的小招待所，别忘记那个静谧的小窗户和那份特别便宜的大排骨。为啥呢？是因为它留存了我文学早期的念想？因为它曾拥有过现如今越来越少见的那份朴实和踏实、那一份在应有的温馨单纯和毫无功利之欲念中涌动的社会思考和文学探索？那份纯情纯美的文学审视和理想寻觅？还是因为这……还是因为那……

　　我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