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军力总体上落后，但其军事情报体系却在“软实力”比拼上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赢回不少面子。据以色列《国土报》强调，由阿拉维派主导的叙利亚军事情报局（SMI）堪称“中东克格勃”，为稳定国家政权出了大力。

　　曾抓获“东方佐尔格”

　　叙利亚军事情报局是叙利亚国家军事情报机构，英文缩写为SMI。让SMI出名的事迹不少，40多年前抓获以色列最杰出间谍伊利·科恩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件。

　　1962年，以色列间谍伊利·科恩改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到叙利亚开设了一个进出口公司。凭借着风流倜傥的外表和一掷千金的豪爽，科恩很快成了叙利亚的社会名流，几乎迷住了当时叙利亚的所有政治新贵。通过这些叙利亚社会的上层朋友,科恩获得了大量叙军机密情报。在哈菲兹当上叙利亚总统后，科恩很快取得了哈菲兹的信任,顺利进入了叙利亚当局的核心圈。哈菲兹甚至想让他担任国防部长。此后，科恩很快便将阿拉伯国家绝密的“约旦河改道”工程及叙利亚在戈兰高地布防的情报传回国内，为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获胜奠定了情报基础。

　　为自己的成功而沾沾自喜的科恩甚至声称情报不用他去找，叙利亚的军政大员会自动送上门。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向国内拍发密电的时间延长到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使用明码。

　　狂妄招来大祸，SMI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始终关注着大马士革上空的神秘电波。SMI利用苏联提供的无线电定位测向设备，昼夜不停地寻找信号源，终于让科恩的电台暴露了出来。

　　1965年1月21日清晨8时，科恩再次向特拉维夫发报，电波很快将SMI吸引过来。苏米达尼上校亲自将科恩藏在被窝里的小型发报机搜了出来，他冲到科恩面前，一点不掩饰自己获得胜利的喜悦：“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就这样，享有“东方佐尔格”之称的以色列超级间谍因盲目自信而落网，成为SMI最辉煌的战利品。随后，SMI在国内采取拉网式搜捕，大约有500名与科恩有牵连的潜伏分子被找了出来，以色列对叙利亚最得意的情报侦察时代就此结束。

　　多种手段暗战以色列

　　在老阿萨德总统执政期间，SMI的所有重要职务都规定由忠于他的阿拉维派教徒担任。在这一时期，忠诚代替了能力，使得20世纪90年代开始，SMI在与以色列情报机关的交锋中处于下风。

　　在巴沙尔掌权后，“向敌人学习”成为SMI改革的口号，许多年轻军官成为SMI中高级指挥员。位于霍姆斯的叙利亚军事参谋学院也开始讲授以色列式间谍手段。

　　据曾处置过SMI特工的以色列军官表示，SMI最不缺乏的就是人手，他们并不接受西方情报机关的“精兵”模式，反而追求“以量取胜”。以色列反间谍机构曾抱怨，SMI特工“抓不胜抓”。为了抓捕大量“小虾米”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结果真正的“大鱼”反而趁机溜走，导致情报流失。而且，近年来SMI特工收集情报的手段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呆板，他们往往从细节处入手，从线人处套取情报，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收买。同时，SMI特工的公开身份也越来越难以琢磨。在靠近以色列的黎巴嫩南部，从伊斯兰教阿訇到木材商人都有可能是SMI间谍。一些看起来粗俗势利的交易谈判，也可能就是在传递情报，例如一些人谈论的“澡堂生意”也许就代表着袭击以军巡逻队的计划。

　　SMI不承认《日内瓦公约》的战俘条款适用于间谍，也不接受以色列情报机构推崇的“骑士精神”，落到他们手里的以色列特工便成为SMI任意处置的“底牌”，往往会采取假枪毙、拷打、不让睡觉等办法得到情报。

　　不仅如此，SMI还是一个拥有重武器的情报单位，并负责一定的特种作战任务。由于是巴沙尔总统最信任的武装力量，SMI下辖四个拥有装甲车、直升机和迫击炮的特种作战团，其中一些部队被部署在从贝鲁特到大马士革的高速公路沿线。据说，其中一个特种作战团还接受过俄罗斯的训练，主要用于承担反恐作战和其他一些特殊任务。

　　1975年，黎巴嫩爆发内战，3.5万叙利亚军队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利用内战双方间的矛盾，左右着当地局势。SMI还向黎巴嫩派遣了3000至4000名特工，最终扶持起了亲叙的黎巴嫩政府。SMI还大胆地扶植“真主党”在南黎巴嫩同以色列军队周旋，在近20年间让接近一个旅的以军命丧他乡，给以色列造成的损失几乎与历次中东战争相当；而支持“真主党”的经费则大多由伊朗提供，SMI为叙利亚干了一件功德圆满的大事。　　李雨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