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情况发生了变化

　　下午开会的时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作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为10月15日。

　　“彭老总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情况不是他原来预想的，所以他赶紧往西安打电话，让我过去跟他会合。”杨凤安回忆。

　　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杨凤安赶紧赶到北京，但是并没有与彭德怀接上头——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已经飞到沈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交给杨凤安一个金属四方盒子，里边放着一枚公章，杨凤安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刻着几个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这才意识到，彭老总又要挂帅出征了”，而他本人，也要踏上朝鲜前线。

　　拿上“帅印”，杨凤安又马不停蹄地飞到沈阳，可还是没见到彭德怀。原来，10月11日晚上，彭德怀突然接到毛泽东要求他回北京的电报，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没有准备好，不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于是，彭德怀和高岗又赶回了北京。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就出兵问题展开讨论，最终仍决定出兵援朝。

　　“等彭老总再从北京回沈阳时我才见到他。”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杨凤安也见到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年轻人，他就是毛岸英。“我那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觉得这个年轻人和蔼、稳重，也很有风度，挺平易近人的。”1950年10月7日晚上，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彭德怀送行。在这次家宴上，毛泽东把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的长子毛岸英交给彭德怀，毛岸英于是成为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战士。

　　时隔六十多年再回忆，杨凤安最大的感受就是，“到了朝鲜那边一看，情况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迎面而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与金日成失去联系。“我们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到了水丰发电站。到了那儿以后还是联系不上金日成。一直到了20日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才联系上。”杨凤安说，此时他们得知金日成已经转移到了平安北道的北镇附近。因为白天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所以一直等到黄昏，一行人才又开始动身。

　　于是，朴宪永的车在前面带路，中方的一小一大两辆车紧随其后，沿着鸭绿江往东驶去，细雨此时已变成了小雪，天气也越来越冷。

　　沿路上，那些惊慌逃难的朝鲜老百姓给杨凤安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的头顶着东西，有的背着孩子赶着牛车，我们往里面走，他们向咱们鸭绿江这边跑，路都被挤满了，所以车走得很慢”。突然路旁的朝鲜老百姓高喊一声，提醒敌机来了，几秒钟后，果然听到敌机隆隆，接着炸弹爆炸声、敌机上的机枪扫射声连成一片。路上也有不少撤退的朝鲜人民军战士，看着挺惨的。刘祥回忆说，当时他才19岁，正值年轻气盛。

　　前面带路的朴宪永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华沙牌轿车。“朝鲜司机对路比较熟悉，把车开得很快；我们对地形不太熟，另外也考虑到彭总的安全，所以开得稍慢一些。所以前面的小轿车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一段。彭老总急着和金日成会面，我们就和朴宪永商量一下，后来彭老总上了他的车。”

　　10月21日早上6点多，两辆小车来到东仓和北镇之间的小村庄大洞附近。进入山区小道，道路非常崎岖，不远处有木栏杆拦住通道，金日成已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彭德怀下了车，急步走上前，金日成也快步迎上，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放下。之后在简陋的临时办公室里，彭德怀与金日成迅速切入主题。彭德怀问：“人民军现在的兵力还有多少？”金日成坦率地说：“这我对别人不说，但不瞒您彭总司令，我现在仅仅有三个多师在手上。”

　　“入朝之前，我们考虑到可能朝鲜人民军还有部队，我们去了熟悉情况，改换部署之后好指挥部队。可是我们进去以后发现，这道防线已经根本没有了。”杨凤安回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之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被切断在“三八线”以南，后边就没有联系部队组织一条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