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走了，我惊了；外婆走了，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我懵了；外婆走了，我欠她的那句话，五个字，没法说了。

　　儿时，对外公外婆其实并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他们住在北京。最多是通过照片，要么是每月在信箱里收到来自北京的来信。外婆的字很刚劲,一眼就能认出。

　　1970年前后，外婆突然来到上海，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当时外公被红卫兵送进了秦城监狱。当时也正好我大姐到崇明农场去了，二姐到安徽插队去了，我家亭子间有点宽裕。记得当时外婆和我同睡在仅6平方米的小房间，外婆睡小床，我打地铺。外婆因为年岁大了，睡眠不好，她习惯边听收音机边睡。当时我还在读中学，有点调皮，我喜欢玩她的小收音机，喜欢学她并不标准的上海话。比如：外婆一直把鼻涕说成鼻头涕，把纳鞋底用的硬衬叫壳子，我不止一次笑话她，她也不动气。

　　外婆喜欢说她小时候的事。她是1911年出生的，家里共有9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四，早年曾在医学院学习，后因实习中伤寒感染，加之大哥、三哥出门闯事业，她只能中断了学习，担起了照顾弟妹的职责。外婆最自豪的就是她的那双脚，她母亲曾好几次想帮她裹脚，但最终都被她逃脱了。说到这时，外婆会很得意地抬起她的脚给我们看。外婆其实是个大孝女，到上海来还随身带着她母亲的骨灰。

　　外婆19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外公，当时的外公已不是参加党的“一大”时或担任团中央书记时踌躇满志的才子，多少有点落魄，可外婆依然义无反顾跟着他，带着一儿一女走南闯北，颠沛流离。为了贴补家用，外婆做过小学教务主任。据母亲回忆，当时外婆实在太忙，她还帮外婆批改学生作业。为了分担家庭的重担，母亲15岁高中未毕业，放弃升学，到电话局做童工。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外公一直在北京工作，外婆也一直陪伴他左右，照顾外公的饮食起居。

　　外婆来沪一段时间后，因组织关照，外公从监狱转到北京城郊的少管所监护，外婆又回到北京照顾外公。1976年9月，我曾去北京少管所看望二老, 外婆为此特别高兴，二老还专程陪我去香山，逛颐和园，到天坛。知道我求知若渴，在和他们道别时，外婆悄悄从外公书架上“偷”了几本汉语语法书塞进了我的包里。

　　1977年，外公终于回到了家中。1986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住房及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变，远在南京的舅舅也调到二老身边，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然而，1987年8月5日，外公清晨锻炼身体过马路时，被疾驶的公交车撞倒，送医院抢救无效，终年85岁。外婆在自家阳台上亲眼目睹了事发过程。

　　外婆也算是“名人”之妻，可她这一生好像注定不是享福命，而是劳碌命。外公走了，可她依然尽己所能照顾孙女。尤其令我们震惊的是她居然在晚年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和舅舅一起办理了遗体捐赠手续。2003年，她平静地走了。转眼13年过去了，我好几次拿起笔又放下，好比是一道看似痊愈的伤口，我怕扯开它。

　　我愧疚，我一直想说：外婆，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