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去新疆伊犁首府伊宁，吃罢晚饭，与几个同行到伊犁二桥散步，晚风吹来，绿树婆娑，令人十分惬意。回望桥上的一长串灯光在渐浓的夜色中璀璨闪耀，犹如天上的星星缀满人间。在河边一座亭子前，停下来想休息，抬头发现几根亭柱上空空荡荡，颇有些失望。

　　想起了我居住的小区附近的街心花园，也建了一座颇精致的亭子，并冠以“牡丹亭”之名，“牡丹亭”的四根柱子上，也是空空如也。自然，市井街区的亭子上刻一副风雅的对联，要求可能过高了。然而，在北疆重镇，在美丽的伊犁河边，有亭翼然，却是无联之亭，总让人感觉缺了些什么。遥想左宗棠抬棺远征收复新疆，曾纪泽折冲樽俎抗俄强权收回伊犁，人民解放军十万大军进疆屯垦戍边，历史风云沧桑，山川辽阔壮丽，多民族的人情风俗，本来都可以在这亭中的联句上反映出来，却令人遗憾地缺失了。就像昆明大观楼，假如没有了那气势恢宏、境界深远的180字长联，不知会失色多少。

　　对联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闪耀出了汉语文字独有的美。只要对仗工整，言之有物，文辞可优雅可质朴，都能给人以感染和启示。成都杜甫草堂，郭沫若题写的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高度概括了“诗圣”杜甫忧国忧民的一生，读后令人感动。

　　好的对联，往往具有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给人以情怀的激荡与精神的升华。去年深秋，我独自去湘西湘北旅行，一天下午来到芷江受降坊，斯时雨过天青，秋风送爽，呈“血”字造型的受降坊牌楼巍然矗立，寓意着中华民族经过八年血战终于迎来伏敌受降的光荣时刻。牌楼上，白崇禧将军题写的对联引人嘱目——“我武自维扬，沧海依然归禹贡；受降昭盛典，神州从此靖烟尘”。《禹贡》出自《尚书》，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地理著作，作者假托大禹之名，以地理为径，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并对每个州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白崇禧的对联借用“禹贡”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表达了河山恢复、神州安定之后的喜悦，读之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长沙天心阁景区中崇烈门牌坊的一副对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崇烈门，始建于1946年，是为了纪念抗战时期长沙三次会战中的阵亡将士而建。那天傍晚，我走进天心阁景区，秋雨清冷，暮色深沉，使得崇烈门牌坊显得分外肃穆。我读到牌坊上一副篆书的对联——“犯难而忘其死，所欲有甚于生”，立刻被吸引住了，反复地琢磨其中的含义。回沪后我上网查阅了资料，原来这副对联是有出处的，上联出自《易经》：“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下联出自《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慷慨赴难，奋不顾身；为了理想，宁可捐躯，胜过苟且偷生。这是对抗战阵亡将士们的牺牲精神，也是对我们民族精神最贴切的褒奖。

　　前人的优秀对联是我们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我们理应好好地学习、珍惜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