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大容是烈士卢志英的儿子。他写的《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为很多少年所熟悉。他一生坎坷，英年早逝。

　　卢大容和我结婚不久，唯一的孩子才刚出生，为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我要离开他到祖国的大西北去，为了国家的强盛，他毫无怨言，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从此我跟他各住各的集体宿舍，我们夫妻孩子三人分居三地，相隔千里，长达10多年。卢大容从苏联回国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肚子的他体重一下子下降20多斤，就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为了增强我国的国防核力量，在一个核材料的科研攻关项目中，他手脑并用以巨大的毅力奋战数月，终于攻克难关，其间有一次他甚至在实验室中连续工作70多个小时。

　　“文革”中卢志英烈士被打成了叛徒，直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从1966到1983年17年的“叛徒狗崽子”生活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严重地打击了卢大容，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病魔已悄悄地向他走来。他的病症逐个地显露，病情逐年加重，到1990年确诊他患了多系统神经变性症，但他不管不顾，仍然超负荷工作。

　　冷战结束后中国也开始核能和平利用，也要建造核电站了。1983年他随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朱宗葆赴欧洲考察英法等国核电站建造和运行，返国后结算考察费用时经他提议代表团全体成员自掏腰包每人出资人民币700元以减少公费支出，而当时他的月薪才几十元。

　　1986年国家核安全局上海监督站成立，卢大容被任命为站长，负责监督上海地区民用核设施（主要是位于杭州湾畔的秦山核电站）的核安全。卢大容深感责任重大。在上海站的筹建阶段他呕心沥血，艰苦创业，他是我国核安全监督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1988年12月在去四川检查与核安全有关产品的质量时，在成都火车站他首次发生脑缺血性昏厥，但他仍坚持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返沪后，他继续拖着病体每周往来于上海与秦山核电站建造工地，在尘土飞扬的土公路上颠簸，在几十米高的在建核电站构筑物的脚手架上上下攀登，一次在登上反应堆安全壳的顶部时，一阵眩晕，他手中的照相机从高空坠落地面，摔得粉碎。这台相机是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结束时带回国送给他的礼物，他很喜欢和珍惜，事后我安慰他说，为了核安全，摔得值得。

　　1990年底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日本举办核电安全论坛，国家核安全局选派卢大容代表中国前去参加，但那时他的病情已发展到相当程度，我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可他却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完成这样的重要任务了。”那语气简直像壮士要出征去成就大业，哪怕一去不复返也在所不惜，我就只能遂了他的心愿……

　　光阴似箭，大容离我而去20年了。20年来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场合我都会因他缺席我的生活而感到伤痛。大容，我跟你在人间没有过够，等着我吧，我们天上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