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个咖啡迷，一天早中晚要喝上三顿咖啡。回想我解放前不热衷于喝咖啡。我读书的大夏大学在南京西路重华新村梅龙镇楼上，弄堂口两旁就是咖啡馆，我从不进去。大学毕业后偶进南京东路沙利文，总是喝牛肉茶而不是喝咖啡。我早上常去凯司令，也只是喝红茶。当时凯司令的服务非常符合英国习惯，红茶用小锡壶装，不时来加开水，一上来就在桌上放一个多层盆子，每一层放着不同的西点，顾客爱吃哪种西点自己拿，吃多少算多少钱。当时在凯司令饮早茶的名人不少，如老画家颜文樑，周围总聚集着好多位求教者，还有老歌唱家葛朝祉等。

　　我迷上咖啡应是在我1952年参加工作以后。我喜欢开夜车做翻译工作，早晨不能睡懒觉，起来就想喝点醒脑的东西，于是一早就上咖啡馆。

　　那时候南京西路铜仁路西首有一家CPC咖啡馆，双开间门面，里面还有咖啡“工程师”，生产罐头咖啡。那位师傅是广东人，正在研究生产速溶咖啡，只是尚未成功。这家咖啡馆只供应咖啡，点心仅有吐司和鸡蛋三明治，我的早餐也就解决了。我星期一到星期六天天早晨上那里，我天天看到著名剧作家艾明之同志。

　　我在咖啡馆还有个习惯。我翻译诗总是把整首诗先照意思译下来，写在小纸片上，带在身边，到咖啡馆后一边喝咖啡一边按原诗格律推敲，译成诗。有一些急就章也是在那里写的，如我创作的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少年文艺》编辑钱景文同志约我把在少年宫讲的故事赶快写出来，她的杂志已发排，特地把版面空出来等我的稿子。我于是早上在CPC咖啡馆花了半个钟头左右写成了，因为故事已讲过不止一遍，不用多想。

　　这家CPC咖啡馆后来改为咖啡厂，搬到了延安西路近法华镇路，即上海咖啡厂。过了好长一段日子，在该馆原址附近铜仁路口，开设了上海咖啡馆。铜仁路与南京西路交界的这家店原是卖进口油漆的店，门口上方有一个在倒油漆的大油漆罐，很醒目的。我于是又上这家店喝咖啡，一直喝到“文革”开始。最后一天晚上我还到那里喝咖啡，外面队伍在游行，而第二天经过这家店，只见整个门面贴满大字标语，写着“打倒裴多菲俱乐部”。

　　回过头来说，在CPC咖啡馆消失期间，我喝咖啡换上了中央商场内一家美心咖啡馆，它在弄堂里，对着德大饭店的后门。店主夫妇以及工作人员都是广东人。是现成煮的一杯杯咖啡。我在这里交了不少朋友，最熟的是《新民晚报》的张之江同志。还有一位在日本留学回来的教授，“文革”期间在别处还见过他一次，他缺钱买一样什么东西，我正好有那么点钱，给了他。现在他不知怎么样了。“文革”前夕搞社教运动，资方代理人要集中起来检查。一天早晨我去该咖啡馆喝咖啡，还是店主招待，给我煮咖啡，我只觉得他印堂发暗，很紧张的样子。晚上下班我又到那咖啡馆去，里面气氛很紧张，店主的岳父也来了，说店主失踪。第二天我再去，得知店主在厕所内自杀了，这厕所是不对外开放的，中央商场店家专用。我自然很难过，没再去过。这咖啡馆随后结束，并入附近的东海咖啡馆。“文革”后我见过店主的夫人，她还好。

　　“文革”期间我喝咖啡到八仙桥黄金戏院西首柳林路口一个饮食店，这饮食店等于许多饮食摊集合起来，既卖生煎馒头、粢饭油条，也卖咖啡。咖啡还是一小壶一小壶现煮的。这期间我拿生活费，零用钱不多，只能在香烟与咖啡间作出选择，结果宁愿喝咖啡。我一早五点多钟就到那里，一个人静悄悄地读外文，朋友来了就聊天。许多咖啡迷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有我的翻译界老朋友吴元坎，有《新民晚报》的著名作家姚苏凤，我想他该靠了边。我也是靠边的。但在这个地方不管，造反派与牛鬼蛇神一起喝咖啡聊天。我还看到造反派押送挂着牌子的走资派来吃点心。后来我发现，人真是聪明，牌子给改成折叠式，走资派就拿着折起来的牌子由造反派押着来吃早点，造反派也一起吃。“文革”开始时我在这里喝咖啡，但后来不行了，当中又去了干校，但“文革”后期我回到上海，成了人民出版社的译文编辑，重新来这里喝咖啡，还是一早五点多钟到，学外文，然后聊天。这样一直到进译文出版社。

　　译文出版社在延安西路铜仁路，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上海咖啡馆又开张了，我重新光顾上海咖啡馆，反正上班下班都路过。后来译文搬到福州路，不去那里了。再后来，上海咖啡馆原址建大楼，也搬走了。

　　之后我就是喝速溶咖啡。现在到处能买到速溶咖啡，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还买不到，我出国访问，或去香港、深圳，回来的行李总是一大瓶一大瓶速溶咖啡。海外朋友知道我热爱咖啡，除了送我咖啡，还送我咖啡壶、咖啡粉碎机，我都不用，因为懒，喝速溶咖啡就心满意足了。不过我希望喝到外国名牌速溶咖啡，总是托海外亲友买。一直喝到前年生了一场病。病后忽然不想喝咖啡了。于是跟相交半个世纪的咖啡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