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刘飞在战争年代，历经了无数次残酷的战斗，六次负重伤，屡建战功。

　　1939年9月21日，我新四军“江抗”在江阴顾山与反共顽固派“忠义救国军”的遭遇战中，敌人已先我占领了山头制高点，战斗异常激烈。父亲带领部属强攻山头，在带头冲锋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当即鲜血从口鼻涌出。由于子弹头紧靠心脏，直到1984年10月父亲逝世，才将这颗镶在父亲体内45年，已经锈蚀斑斑的子弹头取出。1990年代初，母亲把这颗子弹头捐赠给将建成的苏州革命博物馆。在父亲去世的日子里，父亲的部下写了不少他们亲身经历的纪念文章，蒋游叔叔写的父亲化名为“老王”在上海治伤的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

　　那是1939年冬，负伤后的父亲伤势严重，伤口发炎化脓，药品奇缺，在陈毅亲自过问下，经上海地下党安排，由护士长张晨亲自陪伴，住进了四川路和九江路口的一所美国圣公会办的同仁医院。公开身份是张晨的远房亲戚，化名“老王”，受伤的原因是在种田时被流弹所伤。

　　当时日军进攻武汉，沿途烧杀扫射，一个农民被流弹打伤，是毫不奇怪的，更何况父亲还是张晨护士长的“亲戚”，所以，对他的伤因，没有人怀疑。经医生诊断，父亲胸部镶有一颗子弹头。因子弹头紧靠心脏，伤口感染，体质弱，需卧床治疗，待伤情恢复到一定程度，再确定是否手术。

　　所谓卧床治疗，就是患者的治疗、饮食、大小便等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卧床条件下进行。父亲住院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再大的病痛他也乐观对待。当给他治疗时，他总是微笑着点头示意；当给他倒水送饭时，他总是微笑着说：“好！好！”当照料他大小便时，他仍是微笑着说：“我自己来”，“谢谢”。医院对卧床患者大小便的护理，是每天定时送大小便器，父亲很注意这方面的配合，尽量不给医务人员增加麻烦。每当咳嗽时，父亲始终遵守医嘱，用手按着胸部，轻轻咳嗽。创口疼痛加剧时，他用手按着胸部，轻轻喘息，从未哼过一声。当护士询问他是否胸痛时，他还是微笑着回答：“还好。”父亲清澈明亮的目光，流露着感激之情。他始终面带微笑，使护理过他的人有亲切、和善之感，加上说话简朴，面有皱纹，皮肤棕黑等等，病房的医务人员都相信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伤员。

　　父亲住院期间，除了医院里有地下党的同志暗中保护，上海地下党还经常安排一些同志分别前去探望，每次有人探望，虽然互不相识，父亲和来探望的同志都配合得很默契。他们机智、灵活，演绎得天衣无缝，让周围的人确信父亲是有亲友在上海的，不至于产生任何怀疑。一天下午，蒋游在病房值班，朱先骏来探望父亲后，悄悄地告诉蒋游说：“四床的伤员‘老王’是新四军里的一位领导人，是打日本鬼子负伤的，你要好好照料。”蒋游惊喜之余默默地点点头，心中既敬佩父亲的军人品格和工农本色，又为能亲自给抗日将领护理伤情而高兴。他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保护、护理好这位抗日将领。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父亲的伤口已愈合，子弹头被结缔组织包裹，因靠近心脏，做开胸取弹手术有危险，医生建议待弹头外移至浅表组织时，再取出。父亲不久就出院重返抗日前线。

　　1942年，当朱先骏同志（即朱萍）领着褚文禄（即褚杰）、蒋游参加新四军，父亲来到旅政治部驻江都县境的十八旅卫生部看望新同志时，他们才知道，曾在H病房第四床住过的农民伤员“老王”，原来就是刘飞同志——我们敬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