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夏天，我还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担任局长。那一年，上海书展的筹备过程中，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同事们，出了一个好点子，想把易中天和于丹请到书展现场对谈，认为此举可以大大提升书展的影响力。易、于二人，因为先后在央视百家讲坛获得巨大的成功，正处于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们曾出席过各种文化活动。但是，在同一个讲坛上露面，非常稀罕。喜欢炒作的媒体朋友，在书展开始之前，就不怀好意地鼓吹，希望看见他们在一起“对掐”。

　　请名人的种种麻烦，不想多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易中天的多种书籍，是他的老朋友，易中天给面子，于丹也就应允了。等到好不容易把人请来，问题突然产生了。事前，关于对谈的形式，有几种设计。一种是有主持人的，另一种则是摆个场子，让他们坐下来自己开讲。贵客们到来后，联系他们的朋友，传来的信息，是希望有主持者。想想也有道理。书展现场，并非央视的演播厅，情况比较混乱，没个主持，让贵客们一切自理，似乎不礼貌。但是，我们这里原来设想的主持者人选，均因为种种理由，婉言谢绝了出场。有的理由充足，有的则说得比较含糊。我仔细一想，知道不可勉强。能充当他们主持人的，当然是有头有脸者，吃力难讨好的事情，谁愿意干呢？

　　是哪个人建议由我来救场，记不清了。倒不是谁想暗算我。毕竟，书展由我出面主持，这个重头戏也是我欣然同意的，看它遇到麻烦，我逃不了责任。何况，在开幕前，负责书展安全保卫的同志们又提出警告，预计易、于对谈的现场，人员火爆，安全问题不敢掉以轻心。想来想去，只有我自己硬着头皮顶上去。万一现场发生安全方面的事情，也便于见机行事，及时化解。

　　我在文化界行走多年，自信能应付得了主持这两位名人对谈的场面。我对易中天的印象，向来不错，感到他的学养深厚，颇有学者风范。于丹是第一次见面，她笑容可掬，言语则锋利带刺。我给自己明确定位，比报幕者多讲几句介绍性的话语而已，让灯光全部聚焦到两位贵宾的脸上。局里负责书展的同志们起初有歧义，认为局长报幕，太失身份。我笑笑，读者是冲他们来的，谁注意我啊？我要求，在讲坛正中，摆两张大沙发，供对讲者安坐。我不放座位，站在讲坛的侧面，或报幕，或打岔，或收场，由我自己视情形而动。

　　现场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只能容纳两千来人的会场，挤进了三千多人，外面，还有人不顾纠察的阻拦，使劲往里面挤。一片嘈杂，连扩音设备也压不住人声鼎沸。我知道时间拖久了更难办，当同事们把两位贵宾引到讲坛的右侧，我立刻用极为洪亮的声音，宣布对讲开始，要求全场鼓掌，总算换得了短暂的共鸣，使易、于二人得以顺利登场。我把他们引到沙发前时，易中天显示了他幽默的一面，他邀请于丹坐到放着他的大照片的那侧，自己则坐到了于丹的脑袋下面。

　　等我声嘶力竭地介绍完两位客人，想让他们开讲的时候，台下突然变得更加混乱。因为挤进来的人多，没位子坐的就坐地板上。坐在靠近讲坛地板上的，被半米多高的讲坛挡住了视线，等易、于两人一落座，他们纷纷站立起来，为的是能看见演讲者的风采。于是，后面的人，一面责怪前方的人，同时自己也站立起来，三千多人的现场，顿时开了锅似的一阵喧哗吵闹，任何声音，全部淹没在毫无秩序的多声部合唱之中。

　　我紧张起来，这样下去，不但对谈无法进行，如果后面的人往前挤，后果极其严重。我一边示意四周维护安全的同事们全部出动，一边以主持者的身份，请求大家遵守会场纪律。这时候，我看见易中天从沙发上站立起来，同时对于丹做了个邀请的姿势。他们把话筒从架子上拔出，决定站立着给读者演讲。他们的这个举动，化解了现场的混乱，终于让前面的读者重新坐到地板上，后面的人，也一批批地落座了。

　　那次对谈的主题，是“我爱读书，我爱生活”。记得，在易、于两人的背后，写着“读书 历史 人生”六个大字。六七个年头过去了，两位说过多少精彩的话语，分明已经模糊。不过，易中天和于丹从沙发上站立起来的那种优雅，我一直印在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