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年代，闸北火车站是上海的一个热闹处所。边上有一条石板铺成的马路，马路旁有座陈旧的小楼。楼下是小菜场，楼上拥挤地住着十几户人家。这幢小楼曾是一群热血青年秘密聚会的地方。

　　如今旧地重游，小楼已无踪影，周围高楼林立，一切变得全然不相识。

　　1943年，“孤岛”已不复存在，日军占领了上海，血腥的太阳旗在上空飘扬。小楼附近的绍兴中学十几个学生，在万分苦闷中，相聚在小楼里，倾诉苦恼，探讨如何挣脱殖民地的苦难，寻求自由的生活。

　　学生里的领头者，名叫倪惠霖（参加革命后改名司徒慧），他是小阁楼的主人，母亲就在小菜场里卖菜，全家以此为生。他年岁稍大，在校学习刻苦，功课优等，是本校学生会主席。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大众哲学》之类的社会科学书籍和《西行漫记》等读物。大家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进步书籍，热烈议论《西行漫记》里所介绍的崭新生活。在那日本人横行不法死气沉沉的上海，这些书籍给这群青年人带来了一缕阳光。

　　年轻人里有一个叫严惠娟（参加革命后改名严正），家境比较宽裕，她矮小胖胖的身材，心直口快，发言特别激烈，正和一个广东籍的男同学谭文良热恋，两人每天都早早来到小阁楼，同进同出，形影不离。

　　另一个女同学叫陈湘珍（参加革命后改名陈非），这个浙江姑娘长得清秀端正，为人沉静，讨论时说话不多，待人非常热情。她刚从医务专科学校毕业出来，没有去做事，就走进了这个小集体。

　　那时苏日两国关系还没有决裂，上海报摊上可以买到苏联时代出版社印行的“苏联文学”一类书籍。我买了些《苏联文学》杂志给她，她非常高兴。

　　我是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来到上海的，经同学介绍，结识了这群年轻人，我与他们年龄相仿，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还有几个年轻人，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但清楚记得他们的模样，个个生气勃勃，真挚热情，充满年轻人的朝气。我们在小楼里放声歌唱，热烈议论，在黑暗的殖民地上海，这儿是一方难得的净土。

　　相聚不到一年，我们就分手了，目标是相同的：奔向苏北解放区。第一个走的是司徒慧，他到苏北后，被分配到如皋县《如东大众报》工作。接着严正和谭文良、陈非等人也先后来到新四军，兴奋地投入全新的生活。

　　现实生活是严峻的。不久内战爆发，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前线。不久，噩耗不断传来：第一个不幸者是广东青年谭文良。他到新四军后被分配到一个连队当文化教员。1946年春，部队展开解放山东泰安之战，他第一次参加战斗，也是最后一次参加战斗，他牺牲了。消息传来，严正痛不欲生。这对恋人来到新四军后，始终分处两地，从未相聚。

　　1946年7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苏中解放区，大规模内战全面打响。我和司徒慧在前线巧遇，他是《如东大众报》记者，我是华中《新华日报》记者。我俩共同在战地采访，报道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此后，他在另一次战斗中永远倒下了。

　　陈非入伍后在新四军一师的卫生部门工作。她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奔走在战火纷飞的火线上，救死扶伤，作出了非凡贡献。解放后她因病去世。

　　还有几个青年，相继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岁月流逝，六十九年过去了。当年小楼上的男女青年，有几人仍然健在？现在他们在何方？我想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