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风波，远不只是一场口头上的官司，后来竟演变成政治上的问题。在1953年7月“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党委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作为教员的艾思奇在教学与科研中的错误进行检查”，并向中央与毛主席呈交了报告。 

　　父亲受到了这样的打击，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也正是在这一年，母亲因为医疗事故住进医院。当时在医院里的母亲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父亲也从未跟她说过。父亲的挚友吴亮平知道此事后，心里异常焦急，就建议父亲能不能去找一找毛主席，跟他说明此事，父亲坚决不答应。后来听说中央党校决定要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但给毛主席打报告后，没有得到批准，此事才告一段落。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以前，某些文献认为，中央党校爆发了历史上所谓的“三次论战”，论战的双方代表是父亲艾思奇和杨献珍，并且，这场论战构成“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其实，这所谓的“三次论战”，本来是哲学教学中学术观点的不同提法，特别是“一分为二”本来是为学员理解“从现象到本质”科学分析过程而做的比喻，但后来“合二而一”问题却演变成全国性打击运动和康生向上邀功的筹码，是康生编织了“三次论战”的权威史论。在“文革”中，“三次论战”继续发展为“十次论战”，以突出康生的历史地位。 

　　关于父亲为什么会被陈伯达等人整并且内定为右派上报中央，后来流传这样的说法：父亲有一次在讲哲学上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时候，说像中国这么多人口的国家，要进行伟大的革命，产生一个领袖是必然的，但是这个领袖由谁来当则是有偶然性的。有学员提问：“毛主席成为领袖是否有偶然性？”父亲直接回答：“当然有偶然性。”显然，他未能体察到，这可能是个陷阱。刚解放时，“毛主席是大救星”的呼声发自亿万国人的内心，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就是这样一句话，触动了陈伯达等人敏感的神经，认为父亲犯了极其荒谬的错误。虽然中央未批准，父亲却一直被内定为右派，从此被匿名打小报告、散播流言等诸事烦扰，不堪其忧。 

　　我看到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仁慈又极其宽厚的人，他不会对任何人发脾气，即使别人有反对的表现，他也不会在情绪或语言上与人产生对立。有这样一件事，中央党校孙定国副主任住我家楼下，他经常请父亲为他鉴别收藏，两位家属关系也一直热络和谐，而哲学教研室的同事却说，孙主任作为支部书记，经常在会上高声训斥父亲，而父亲的神色却平静如水，会后与孙的关系也一如既往，大家都很感慨。但是就算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跟父亲过不去呢？这是我一直难以理解的问题。在工作中，同事们看到的父亲都是勤勤恳恳工作，把自己的时间都献给了教学，献给了每个学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父亲工作之外最想做的，是想用哲学的智慧，来探索科学的未知领域，并把自己的所想所得呈现给社会。但是，在超负荷的工作量和无意义的政治内耗下，他只有每日晨练太极拳，才能有能力使身体顶住来自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压力。

　　“我不是败给了共军，而是败给了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

　　1976年，因为父亲去世十年，他的许多老战友来看望或联络母亲。特别是康克清、邓颖超、李培之等老妈妈多次探问母亲的健康状况。陈云、胡耀邦、王震、廖承志、黄华等老领导也十分关心母亲的生活状态。在许多的亲友往来中，最让人意外的，是1981年从台湾回大陆的马壁先生的出现。 

　　马壁，蒋介石的高级幕僚。1984年，他来到我们家，对我和母亲说了一番让我们难以置信的话。他说，蒋介石曾经说过，我不是败给了共军，而是败给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包括我母亲在内，我们都被这句话惊得目瞪口呆。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时隔几十年后，我们会听到蒋介石说出这样的话，当时真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原来，马壁先生从1981年从台湾回大陆之后，就一直在找我们，希望跟我们取得联系，但直到1984年才找到我和母亲。后来，我们和马壁先生曾有过多次交往。他当时住在北京的木樨地22号楼，我和母亲住在月坛南街南沙沟小区，都是国务院宿舍区，我也到他的家里去拜访过几次。正是在他的寓所里，他写下了那首如今挂在“艾思奇故居”里的诗：“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诗后小字注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败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大众哲学》之思想攻势，一九五七年夏月提到大众哲学余悸犹存。特写小诗七言绝句一首书赠。”1985年马壁先生在老家去世。 

　　当时马壁来我家的时候，我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一位和父亲相熟的老友来了，所以当他说出他的身份并讲出那句话时，我真的感到非常意外。我当时心想，共产党的军队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那么多人，马壁先生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蒋介石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蒋介石曾经说过，得人心者得天下，他的人心可能就是从《大众哲学》开始失去的。在这之前，蒋介石在1934年2月搞“新生活运动”，目的就是为了赢得人心，他知道人心的重要性。当年他为了铲除心腹大患共产党，曾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并认为“以力服不如心服之有效”，所以把在南昌首先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作为对付共产党的“有效之心服工具”。但是正当他的“新生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的一本《大众哲学》却“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蒋介石曾指着下属陈立夫的鼻子大骂：“共产党能写出一本《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写不出来？！你们这帮吃白饭的，不做事！”并且，据说蒋介石不仅把《大众哲学》推荐给他的儿子和下属看，自己还常年放在案头翻阅。可见，蒋介石对当年艾思奇写出的这本《大众哲学》是“耿耿于怀”的，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的父亲艾思奇，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百年以后，还能听到蒋介石这样的评价。

　　探索未知与特立独行的一生

　　如所有历史人物一样，父亲的名字也有象征性和本体性的双重内涵。父亲对于我来说，始终像一个谜，许多问题至今无法解开。他的历史感和文化视野实在太宽，受到的误解又很离奇，所以我想，对“艾学”的研究，分清门类和时空是有效的。艾学的基本特点，即如陈云所说，是不唯书、不唯上的研究思考，虽引经据典，却有独立解释。 

　　父亲是唯一勇于对马哲国际名人进行质疑的党内学者，曾对恩格斯、列宁、米丁的个别提法提出公开质疑。比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国策是一切都效法“苏联老大哥”，谁反对苏联专家，就将执行“有理无理三扁担”的惩戒。父亲却说，专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他牺牲休息时间，自己写讲稿。不料，此书（后来的大学教科书之前身）后来成了苏联的学校教材。因此，中央党校的苏联专家曾说，艾思奇是我们培养的哲学家。 

　　依我的浅见，“探索未知”，这才是父亲择名“艾思奇”的本意，而“未知”中的症结，是对东西方主要文明形态在内在起源、哲学特质等方面的沟通和扬弃，这是中华振兴的核心软件，也是中国哲学家肩负的历史使命。 

　　(摘自《纵横》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