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

　　这一天后，上海又恢复了宁静，戏院继续演出，商店正常营业。“玉兰剧团”演至7月份歇夏，我们接到通知，军管会文艺处要举办第一届戏剧研究学习班，号召大家都去参加。学习班以越剧为主，分编导、表演两个系，当时分管戏曲的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主任伊兵担任学习班班主任。越剧界很多人都参加了，我也报了名，还特意去买了双跑鞋。可是那时社会上人心不稳，传言纷纷，当时大部分人对共产党、解放军都还不了解，处于半信半疑之中，我也有点动摇起来。

　　开学前夕，我路过设在常德路的学习班，就去看了一眼，陈鹏、范瑞娟等人已经在那里。当时正是午饭时间，没有饭桌也没有椅子，碗筷就直接放在地上，大家捧着饭碗蹲着吃，吃的是糙米饭、黄豆芽烧咸菜，据说还要睡地铺、洗冷水浴。我心里更是犹豫，这也太艰苦了吧。回到家，金家姆妈也劝我不要去，她帮我想了一个逃学的借口——装病。我从小就有一种类似偏头痛的病，发作时会从手指一直痛到头顶。于是我借口生病，住进了一家地处偏远的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休养，病居然真的好了，再也没有发过。住院期间，军管会非但没有来追问我逃学的事，反而派人来慰问我，要我安心养病。我既心虚又惭愧，只能含糊地应着。徐玉兰和团里的姐妹有时候也会来看望我，玉兰大姐还告诉我一些学习班里的情况，渐渐地消除了我的顾虑。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徐玉兰邀请我参加她们的毕业公演，剧目是《小放牛》。我还和范瑞娟合演了《盘妻索妻》，和徐玉兰合演了《游庵认母》。

　　到了1950年举办第二届学习班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还主动承认了去年装病逃学的事。在学习班里，我们第一次学了社会发展史，接触到类人猿这些知识，觉得十分新鲜。除了上课便是听报告，说过去演戏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现在我们成为国家的主人，演戏是为人民服务。大家顿时觉得地位不一样了，有一种受重视的自豪感、使命感和光荣感。

　　解放后不久，戏曲改革的大幕渐渐拉开，改戏改人改制。玉兰剧团是第一批实行姐妹班的剧团之一。一开始，虽然废除了老板制，但剧团结构还是沿用原来的，人事臃肿开支庞大，主要演员和普通演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演出需要卖座八成才能保本。1950年9月，玉兰剧团由明星大戏院转入卡尔登剧场（后来的长江剧场）演出，进一步改制。经过精简后，只需卖座七成就够本了。如此轻装上阵，剧团的票房又好，日夜两场，基本场场客满，全团上下精神振奋，面貌焕然一新。

　　在“卡尔登”的打炮戏是《鸳鸯剑》，连演连满了一个月，全团发红蛋庆祝；演满两个月时，还印了一套瓷碗作为纪念。演员的基本工资以戏票为底数，卖座好收入就多，那时我们常常能拿到“双薪”甚至“三薪”。姐妹们手头宽裕之后就纷纷“顶”房子（注：“顶”是“典”的俗称。就是使用方给业主方一定量的钱或者硬通货，数目略小于房屋时价，钱的利息作为租金。若干年后，房主归还钱或者硬通货收回房屋，如超过期限后则不可赎回，叫做典死，房主就失去房子所有权），买家具，置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我也在静安区泰兴路一带“顶”下了两间新式里弄房子，正打算把父母弟妹都接过来，实现一家团聚的梦想，不料这时家乡却出现了一点意外。

　　解放前夕，地主们纷纷把手中的田地低价抛出。我接到母亲的来信说，现在家乡田很便宜，我们是不是也买一点。于是我就把积攒的几两金子加上手头一些纸币寄了回去，在家乡买了六亩半地。没想到土改时，家里来信说，我家要被划成地主了，我听了一下子懵了，遇见管土改工作的邢指导，我说：“我们家才买了六亩半地，就变成地主了。”邢指导说：“六亩半地怎么能算地主呢？不可能吧，我去帮你了解了解。”邢指导去了之后，向当地工作组说明，这六亩半田是我劳动所得买的，且不满三年，按政策不应划为地主，最后定了个“小土地出租”。经历那次风波后，我决定马上把父母接来，一家人从此在上海定居。